深圳对外开放之路，与香港的命运紧密相连。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出于政治考虑，对港澳确立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
60年代初，香港经过近十年经济转型之后迈上现代化之旅。
深圳对外开放之路，对香港开放之路，也断断续续从这时起步。

　　
　　两个层面的对外开放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
周恩来强调，“外贸要服从外交”，“在香港，不要挤掉华商……在香港我们可以保持优势，但是不要独占”。
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日益恢复和发展。
1956年1月23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二次全体会议，他的讲话涉及外贸品牌、质量、信用以及建设“专门的工厂”问题。
“专门的工厂”后来延伸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60年代初，国内已建成针对香港市场不同种类的出口基地。
狭义上说，这属于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范畴。
1959年，广东省把宝安县（深圳市前身）划为出口重点基地之一。
如果以1952年全县出口总值为基数，1960年已增长至近三倍规模。
中央和广东省后来创办深圳特区的源头应追溯至此。
这项工作给地方带来沉重的压力。
宝安县委在1961年8月上报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说，“群众普遍认为，不给生产方便，不把上调出口任务过重这条大水牛搬走，祖祖辈辈翻不过身来，从此，党在边防地区严重脱离了群众”。
县委这一番抵触统购统销的言论，在1963年和1964年两次受到广东省委工作组的严厉批判。

　　60年代初，中央工作的主基调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五六月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两次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强调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利用香港，建设宝安”，主张放宽边防管理政策。
随后，宝安县委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意图。
县委向省委提出四条措施：恢复边沿区生产队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恢复和发展边沿地区民间小额贸易；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限制；成立县委边防委员会，改变主管边防部门缺乏生产观点、生产部门没有权利过问边防工作的状况。
1961年9月，广东省委批复原则同意，并特别规定社员出入境实行“三个五”政策（每月出入境不超过5次，携进物品每次不超过人民币5元或5市斤）。
新政对宝安县有特殊照顾性质，效果显著。
群众偷渡现象大大减少。
1961年冬至1962年春，全县以28万担稻草换回4000吨左右化肥，同时出口山草、烧柴等产品，换回农具和农药，使1961年粮食生产在连续6年自然灾害袭击下比1960年还获得增产。

　　这次宝安县对外开放尝试，是在陶铸首肯下实施的。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小开放”很快结束。
1963年3月，省委工作组对宝安县委1961年放宽边防管制后的做法提出批评。
1964年下半年，省委工作组再一次进行全盘否定，认为县委用“右倾观点”对待边防地区存在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片面依靠与香港做买卖来克服困难，没有着重考虑政治影响。
工作组还建议要已担任惠阳地委副书记的原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回来做深刻检讨。

　　发生在宝安县的这两个层面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仪器工业产品设计医疗器械软件产品技术要求的编写的对外开放，分别强调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彼此冲突。
正如1963年省委工作组的意见，县委推行的小额贸易变成大量贸易，“实际形成地方与国家激烈的争夺香港的市场。
”受“小开放”和1962年边境大逃港的冲击，加上抓阶级斗争的舆论日益紧张，地方对搞出口基地顾虑重重，广东省也不再检查出口情况，宝安县等地的出口基地日益荒疏。
60年代中期起，内地货物在香港市场所占份额开始大幅下滑，1968年起，由第一位退到第二位，日本跃居第一位。

　　
　　安定边防：从农副产品出口基地
　　到“三个建成”
　　
　　内地“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1970年10月，周恩来在审查外贸部的一份报告时指示，“香港是个自由港，可以多出口”。
“这个地方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
由于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英关系也广东深圳专业射频超声治疗仪产品设计公司乡村医疗事业没有改善，实际工作举步维艰。

　　1972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周恩来几次批示抓出口货源不足问题。
为加强宝安县边防建设，制止偷渡外逃，周恩来于1972年8月、1973年3月两次作出专门批示。
1973年7月，国家计委根据广东省建议，向国务院提出在宝安、珠海县实施建立出口鲜活商品生产基地等措施。
在宝安县兴办出口基地的工作，自60年代中废弛以来，又一次提上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1974年4月，李先念、华国锋接见广东代表。
华国锋说：“靠近香港的宝安县，经济工作要花点钱，把建设搞快点，有政治影响问题。
”广东省和惠阳地区派出工作组到宝安县传达了中央指示。
宝安县初步拟定了今后几年的出口规划。
1974年8月，国家计委、外贸部等开会研究创办出口基地事宜，有人提出，“（宝安、珠海）不仅要发展鲜活商品，还可逐步考虑搞些出口商品的改装、整装后出口，某些适合当地加工的产品也可以搞”。
1974年10月，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上说：“我同意外贸部的观点，还是要搞基地。
”
　　宝安县在1975年、1977年两次向广东省提交关于发展外贸基地的报告，请示给予支持。
从有关数据看，全县出口基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地方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与60年代初的情况有些类似。
地方除要承担发展出口基地任务外，国家上调任务依然过重，超过生产发展比例。
比如稻谷，1976年宝安县总产量比1966年增长15.1%，但上调任务增加25.5%；油，1964年前调入40万斤，1976年则调出20万至30万斤；糖，1964年前调入2.5万担，1976年则调出8.2万担。
由于与香港经济梯度差距悬殊，群众大批偷渡的情况始终无法制止。
为解决生计问题，宝安县还出现了一些非常事例。
例如后来名噪一时的致富典型渔民村大队，于1975年春联手罗湖大队，利用新界的土地开挖鱼塘140亩，把鱼拿到香港出售，当年投产，当年收益，使干部群众分配明显增加。
这个做法一直到1979年才敢公开。

　　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和1977年以来出入境政策放宽，深圳出入境人数大增，口岸对外接待工作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7年9月29日，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反映深圳口岸问题的材料上批示：“这样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同年11月17日，他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支持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说，“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
你们要提个方案……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与邓小平一同在广东视察的叶剑英表示赞同。
根据邓小平批示，受李先念委托，1977年秋冬，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到深圳口岸和宝安县检查工作。
1978年1月，广东省拟定了宝安、珠海两县1978年至1980年建设规划并上报国务院。
这份规划延续了“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思路。
1978年2月初，有关方面批示原则同意，交由国家计委与广东省商议办理。
形势发展很快，这份规划不久就被更具时代新意的“三个建成”所取代。

　　早在50年代，中央曾明确“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贸易，就是阶级斗争，要随时警惕，不要寄托幻想”。
至70年代后期，这一提法渐渐不合时宜，何况内地出口在繁荣的香港市场早已持续衰退，与50年代格局迥异。
在港澳进口中，1966年内地货比重为27.4%，1977年下降到16.6%，由原来的第一位退到第二位，远远落在日本之后。
1977年内地对港澳出口创汇18亿美元，占国家现汇收入30%。
挽回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意义不言而喻。
1978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发展外贸、增加外汇收入等事项。
华国锋说，“宝安县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问题，也要赶快落实”。
“我们不搞南朝鲜、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办法。
广东宝安县就在香港门口，人跑了，地荒了，不如进口饲料在那里搞机械化的养猪场、养鸡场，还可养鱼、养鸭，香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我不相信竞争不过台湾。
这样做，人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宝安县只是一个例子，其他靠近港澳的县，也可以这样搞。
”邓小平说，“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要支持他们，试一试也好嘛”。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调研建立农副产品基地事项。
4月，工作组抵港澳调研。
5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主笔完成港澳考察报告。
报告对宝安县给予重点关注并开始谋划新举措，比之以往的规广东深圳专业科美生物产品设计公司泵站电气设备设计分析探讨划，在思想上有大的突破。
报告提出，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宝安撤县建市。
同年5月，遵照华国锋和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率工作组到广东，其中一项任务也是研究把边境地区农副业搞上去，增加对香港市场供应等政策问题。
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
当汇报到在宝安、珠海搞出口基地时，华国锋说：“这个我感兴趣。
就在那里养牛、养猪、养鸡、广东深圳专业医疗设备外观工业产品设计建筑抗震结构设计养鱼，省得从外地运。
”李先念接着说：“针织、家具、电子表，还是尽量在广州搞，那里有基础。
宝安、珠海主要搞农、林、牧、副、渔，搞砖、瓦、沙石。
”华国锋又说：“宝安、珠海的工资，搞固定工资加奖励。
把宝安、珠海搞好，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还有个政治问题，人都跑出去了，还荒了地。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宝安、珠海是大门口。
人跑要拦，但光靠拦不行，总的是要把生产搞上去。
”
　　与港澳考察团相比，1978年上半年，经华国锋提议，中央委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考察，更具全局意义。
访欧代表团于同年6月回国后所作汇报，推动了国内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进程。

　　广东省计委曾于同年5月又一次向国家计委上报修订过的宝安、珠海两县出口基地规划，国家计委认为这是低标准的，要求广东解放思想搞个大方案，又明确提出，要把宝安、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工业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这是关于“三个建成”在正式文件中的第一次表述。
6月20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议定尽快制订宝安、珠海县新规划。
10月18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省计委起草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同意上报国务院。
这份报告指出：“为了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必须重点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改变农业生产面貌，把整个农业搞好，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和水海产品，建立出口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建材工业，建设旅游区和城市。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
1978年11月6日，国务院还转发了外贸工作会议一份简报，说：“要抓紧落实宝安、珠海出口基地的规划，尽快把它办起来。
”
　　“三个建成”方略既定，宝安撤县建市的工作也提上日程。
1978年6月，港澳考察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县设省辖市，搞新型边防城市建设。
广东省委一开始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主要理由是认为不利于发挥惠阳地委的积极性。
以原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为首的惠阳地委积极性很高。
同年8广东深圳专业男性功能综合检测设备产品设计公司深圳防伪威震全国月，惠阳地委给广东省委打报告说，“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经地委常委讨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这个市的建制相当于地区级，即低于地委半级，高于县半级的建制，仍受地委领导。
”这是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深圳市”名称。
10月1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宝安、珠海两县建立相当于地区级的中等城市，分别称为宝安市、珠海市。
据于光远回忆，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主张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列举了深圳等城市的名字，说的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
“深圳市”的名称得到习仲勋认可。
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宝安县于同年11月25日、12月22日、12月29日三次向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提交专门报告，认同“深圳市”名称，“因为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而宝安则很少人知道”。
1979年1月，广东省就宝安撤县改市工作向国务院提交报告。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三个建成”出台，是宝安县摆脱“文化大革命”阴影，到创办特区之前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方略，为不久之后进一步谋划深圳特区起到了铺垫作用。

　　
　　创新体制：中央提出创办特区的决策
　　
　　在中央和地方谋划“三个建成”的同时，蛇口工业区的筹建先行一步，也得到中央和广东省的支持。
蛇口工业区的灵魂人物是袁庚。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听取了袁庚等人汇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准备在广东省宝安县建工业区的情况。
李先念给蛇口工业区划定具体范围，还说了一番与邓小平两个多月后倡议举办特区时极为近似的话，“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
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同年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开会讨论蛇口工业区事宜。
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
”“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不妥当，我的意见是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
”谷牧说：“你（袁庚）可不要上他的当，到那时候说宽说紧都是他说了算，你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
按文件办事。
”“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你（指袁庚）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
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
”会上，谷牧三次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

　　深圳建市之初一直抱着“三个建成”、农业为主的思路不放，“三个建成”方略一直沿用到1980年上半年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前后，然后被特区战略所取代。

　　在此过程中，有几件事值得注意。
第一，“三来一补”工业迅猛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出口加工装配工作时说，“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他建议中央“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深圳农村改革不同于内地，“三来一补”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实际上是围绕香港市场打转，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
第二，蛇口工业区的筹建模式给了广东省委领导以启发。
第三，1979年3月至4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领导进一步了解到香港和新加坡、台湾等地办出口加工区、自由港一类的经验，解放思想，提出效仿他们的经验，在宝安、珠海和汕头划地吸引外商投资设厂。
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谈到特区的命名，绕不开邓小平的三句话：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
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7日、8日、10日，广东代表习仲勋和王全国在中南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还不曾出现“特区”二字。
4月10日，王全国在小组发言时开始明确提到，“划定工业加工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建厂。
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小组会结束后，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习仲勋再次汇报了广东情况，仍然没有出现“特区”二字。
据谷牧回忆，之后某日上午，谷牧把广东发言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邓小平再次向谷牧强调了确定“特区”的名称。
谷牧当天晚上打电话给习仲勋，告知邓小平关于“特区”的命名等事宜。
4月21日下午，在广东省委电话记录中，第一次出现“试办出口特区”，以及谷牧将带工作组赴广东调研的简要说明。

　　1979年前后，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已有很多思考。
他多次提到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搞对外开放。
邓小平谈特区，把陕甘宁作为类比，另有深意，陕甘宁边区是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一种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一时期，他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
邓小平寄予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的藩篱闯出新路。
邓小平后来至少有三次公开谈到在深圳办特区的原因，时间分别是1980年10月、1991年2月、1992年1月，理由基本一致，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深圳与香港和外界沟通比较容易。

　　仅就“特区”名称而言，不是深圳和珠海的首创。
早在1965年，中央就正式设立了安达特区（大庆市前身）和攀枝花特区。
1976年前后，宝安县委曾向广东省委建议：“是否考虑把宝安地区划为特区，建立特区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统一领导边防对敌斗争、口岸管理和宝安县委的工作。
”1978年1月，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和广东省计委第二次向省委提出在宝安、珠海设立特区的建议。
1978年6月中旬，广东省财贸办在了解国家计委最新指示后，第三次向省委建议，为实现“三个建成”，“可将宝安、珠海两县划成特区”。
这几次建议都着眼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特殊领导体制模式，与1979年讲的“特区”名同实异。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谷牧率领工作组先后帮助广东和福建起草文件并报中央。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器械外观工业产品设计家纺产品结构设计应用于室内装饰设计报告，此即有名的50号文件。
文件明确提出“试办出口特区”，为创办深圳特区拉开了帷幕。
这个时候，办特区还只是从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个具体内容和手段来讲的。
特区战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大框架，一开始目标任务是，办出口加工业（为此，必须大办城市，农业退居其次），除继续保持创汇、加强边防建设的作用外，更负有为国内体制改革闯路的使命，这是之前搞“三个建成”不曾提出的。
1982年年底，中央下发又一个50号文件，在提法上有新变化，开始直接从中国对外开放全局来强调办好特区的重要性。
随着形势发展，深圳还被赋予保障香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产品设备工业产品设计深圳探路商事制度改革港繁荣稳定和顺利回归祖国的政治使命。
深圳特区的战略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责任编辑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