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暴利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据《现代快报》报道，牙科诊所中一颗售价2500元的纯钛烤瓷牙，出厂价只需160元。

　　 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有提案，揭露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仪器外形工业产品设计基于用户体验的家用医疗产品设计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广东深圳专业医疗电子产品外形工业产品设计生物技术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贩毒。
”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消息，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相关事宜。
但时至今日，措施仍然迟迟没有出台。
有评论称，改革涉及太多的利益调整，要真正推动阻力重重。

　　 “凡是招标中标的产品，基本都死定了。
招标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都在医院里推不出去。
”曾多次参与卫生部法规起草工作的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一个太复杂、太沉重的话题。
”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说中标产品基本都“死定了”？
　　 卓小勤：用“集中招标采购”的办法，把采购权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院“以药养医”。
但是，最终的处方权、使用哪款医疗器械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里。
因为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占有上存在差异，患者往往很被动，经常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广州打过一场官司，原告的老伴要做心脏支架，并在手术前与医生说好放3个。
那个支架是记忆合金，很昂贵。
手术过程中，医生突然出来问家属：“有钱吗？还需要放。
”那种情况下，家属只好说：“救人要紧，你看着放吧。
”结果最后放了17个支架！到底有必要放那么多吗？只有医生知道。

　　 所以，医患关系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临床中，医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绍非采购招标的产品，并以“患者需要”为由要求购买这类产品。
这样一来，采购招标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
因为使用“集中采购招标”的药品，医生拿不到回扣，没有动力去推。
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

　　 《中国青年报》：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链？
　　 卓小勤：这个利益链的头两个环节，就是医院和生产企业。
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
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
这就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这是第三个环节。
第四个环节是媒体和广告商。
第五个环节就是一些腐败官员。
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所以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
这些都需要政府审批。
再往后，就是医生，通过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
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高价中分一杯羹。
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患者。

　　 《中国青年报》：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卓小勤：这都是“以药养医”政策的后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加价25%，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
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
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

　　 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县县建制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
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
这就造成整个产业结构的混乱。
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
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
前不久，一个业内的朋友跟我说，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

　　 《中国青年报》：对于医生拿回扣，有关部门广东深圳专业医用设备外形工业产品设计深圳电视与青年已经加大了监管力度。
《刑法》中，把受贿罪主体扩大到医务人员。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卓小勤：在一次全是医生的聚会中，我问大家怎么看“拿回扣”以及“检察机关反贿赂”。
大家说“很紧张”，但都觉得“法不责众”。
还有人说自己主动退了回扣，有的说退了3万元，有的说退了5万元。
他们就骂那个退5万元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材工业产品设计GE医疗下乡的：“你退那么多，别人会说我没退干净。
”
　　 我又问他们：“现在不敢了吧？”
　　 他们说：“现在不怕了，检察官的老婆都去做药了。
”
　　 所以，直接针对医生个人的“反贿赂措施”治标不治本，不能根治医生“吃回扣”。

　　 但说句老实话，没有哪个医生愿意违法。
我曾在一个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卫生法学实验课。
这些学生提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拿回扣、收红包犯不犯法上。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他们即将走进这个行业，已经知道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了，也要抉择。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患者普遍有买贵不买贱的心理，这对医疗器械的暴利也起到助推作用。
您怎么看？
　　 卓小勤：病人是被动的，关键是医生怎么引导和教育病人。
以输液治疗为例，很多中国老百姓觉得，生病只有输液才能解决问题，而西方老百姓都有一个观念：能口服的绝对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绝对不做静脉输液。
这两种观念基本上都是医生灌输的。

　　 一些国内的医生之所以灌输这种观念，也有个人利益在里面。
一名乡村医生曾说，输液的好处非常大。
如果给病人口服药，只挣一次的钱；如果让他注射，可以让病人反复来诊所，还可以收注射费；如果给他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器械外观工业产品设计高等院校工业设计教育现状问题研究输液，能收更多钱，包括一次性输液器、穿刺的费用，输液过程中还可以加很多抗生素。
这个就是利益驱动。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解决医疗器械的暴利问题？
　　 卓小勤：调整产业结构，砍掉那些低水平重复的企业。
如果全国几千家制药企业最后只剩下30家，那么每家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违法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此外，政府监管也能真正集中，落到实处。
如今，厂家多如牛毛，对监管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开发公司工业产品设计现今工业设计手绘教学的重要性部门来说确实也管不过来。
而且，为了遏制政府乱收费，法律又规定市场抽查检验不得收费，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动力。
于是，厂家觉得反正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被查到，都想“浑水摸鱼”。

　　 《中国青年报》：还有人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医药分家”？
　　 卓小勤：但医药一分家，医院的经济来源就断了。
有统计显示，医院收入来源的70%～80%是来自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加价。
你把这个利益切断，而政府又不增加投入，那医院就得倒闭，病人就更没地方看病了。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医疗收费，但怕的是药费没降下去，医疗收费又提高了，病人更受不了。

　　 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形成了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体制。
但要让全部医院都由国家背，不太现实，我们还得走市场化的路子。
我认为，公立医院应该减少到一定数量，民营医院应由市场去调节。

　　 我们一直有个重要的矛盾没解决，就是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
如今，我们缺少一个让医生获得合理收入的正常渠道，这使得他们必然采取其他方式获得收入。
现在一些名医的价值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
待遇问题不解决，就没法根本杜绝医生“吃回扣”。

　　 《中国青年报》：支持医生多点执业，是不是体现医生价值的一个办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人支持医生院外行医合法化。

　　 卓小勤：中国医院和美国医院有一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产品结构工业产品设计自助式视力检测仪器的设计个重要区别，美国有名的医生基本都是个体户，自己当老板经营医院。
而中国的专家基本都集中在公立医院，因为只有公立医院才有高科技设备，专家如果离开这些设备条件，什么都做不了。

　　 美国医生也依赖设备，但美国的医疗资源布局相对合理。
美国有社区临检中心、社区影像中心，还有社区手术中心等。
美国医生如果个体开业，可以利用社区的设备给患者做生化、CT、核磁等检查，不需要自己购买设备，甚至做手术也可以租用社区的手术室。
病人如果需要住院，还可以租用病房。
这样一种医疗资源布局使医生可以走出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和劳动获得合理收入，当然不屑于去拿回扣。

　　 政府应努力为医生创造个体开业的环境。
这样一来，公立医院的专家如果拿不到合理收入，自然会考虑个体开业。
这也能促使公立医院的工资结构跟着市场走。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文作者：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