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10年并不认真的讨论之后，香港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自己身边的小伙伴提升为战略合作者。
2007年2月，准备竞选第三届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发布其政纲时说，他为香港设计的方向之一，是“与深圳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国际大都会”。

　　这是香港特首在战略层面首次强调与深圳的特殊关系。
在此之前香港只强调与广东省或珠三角的关系，将深圳从珠三角中提取出来看待，这表明香港已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北边邻居。

　　香港学者这两年已热衷于谈论“香港+深圳”意味着什么： 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亚洲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全球投资者在中国的最佳选择。

　　最佳时机其实已经错过，假如这样的设想在1998~1999年就已提出，并很快加以落实，那么“香港+深圳”其实可以给1999年蜂涌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和投资家们一个最优的选择，他们不必非上海不可。

　　事实上1998~2001年，中国政府全力向世界推销上海，这导致上海成为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时的最大受益者。
如果在那时有“香港+深圳”的概念，那么现在当曾荫权特首宣称香港的目标正是成为与纽约、伦敦分庭抗礼的世界级城市时，也许就不会有多少人表示怀疑了。

　　
　　失去的10年
　　
　　对“香港+深圳”来说，过去的10年可谓是“失去的10年”。
10广东深圳专业开立超声产品设计公司聚焦医疗智能化年时间里，南中国这两个最独特的城市，分别经历了自己的坎坷路程，却一直“隔花人远天涯近”。

　　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两度视察深圳。
江总书记要求深圳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其中前三个作用“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是过去一直的用语，唯新增添了一个：“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促进作用。
”
　　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央定调深圳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负有使命，这事实上成为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处理与香港关系时的一个原则，所以人们看到，深圳领导人常常提到，与香港的合作，是中央交给的任务。

　　深圳方面对将来可能形成的新的深港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充满了乐观的广东深圳专业便携超声诊断仪产品设计公司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的管理预期。
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深港合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在1997年前后均已提出，包括：深港经济圈、深港经济共同体、深港自由贸易区、深港一体化、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湾区等。
可以说，这些方案都着眼于战略的层面，希望构建一个双方战略合作的关系，在此框架下，展开不同层次的全方位合作。

　　当深圳方面抛出如此多的绣球时，香港的反应似乎是微笑着说：很好，仅此而已。
不但是战略建议，即便是战术性的课题，香港似乎也没有反应。

　　1997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分管金融的副市长）陈应春公开呼吁“建立深港基金”，不果；1998年，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会见董建华时，建议深港共建“高科技产业走廊”，不果；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之后，深圳高官多次喊话“深港共同举办高交会”，不果；2001年，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高调提出构筑“深港经济合作区”，未获积极回应；2003年，香港实业家李嘉诚提出在深港边境建设“免税工业区”，深圳方面借机提出开发“河套地区”的多种备选方案，2004年中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港时，正式向港府提出共同开发“河套”，香港政府回应说会“认真研究”，迄今无果；2004年，深圳方面提出珠港澳大桥由单Y改为双Y，遭到香港方面强烈反对。

　　也许香港人被五花八门的建议搞晕了，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材设备外观工业产品设计许宗衡：深圳竞争力不会减弱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认真思考深圳对香港有什么价值。
回归以后，董建华致力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是刚刚回归不久，就被亚洲金融危机当头一棒，之后香港经济陷入两次衰退，内部乱象纷呈，政治争拗络绎不绝，使得董先生穷于应付。
和内地的关系上，香港特区首要的重心是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次是与广东、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合作，全国各省份都热衷于与香港建立形式上的互动合作关系，这足以让特首疲于应付。
而深圳，虽然已经是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但是能帮到香港什么？
　　
　　在地缘关系方面，董建华的着眼点是粤港合作。
1997年底，董特首在深圳会见广东领导人时，提出了建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建议，得到了广东省的热情回应和中央政府的首肯。
1998年3月30日，粤港双方在广州召开了首次会议，之后的9月23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但是粤港联席会议10年下来成绩有限。
早在1999年，暨南大学的封小云教授就坦率地指出，“1997年粤港两地均有这样一种反映，即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交往被卡紧，合作推进十分困难”，“粤港之间经济资源的流动在这种比97前还要收紧的管制之下，其合作的推进与提升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愿望之中，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两地政府的积极参与与推动下，合作的僵局也无法打破。
”事实上之后的几年粤港联席会议越开越乏味，2002~2003年甚至停开了一年多。

　　被限制在粤港联席会议的框架下，深圳其实甚为不满。
至少在2003年之前，粤港能谈的事情，包括口岸、简化通关手续、交通基建、供水等，绝大部分是深圳与香港两个城市之间的事情，但都必须通过粤港之间来谈，这使得效率大打折扣。

　　深圳市科协副主席张克科在其博客上讲过这样一个例子：1999年，粤港之间决定在信息化方面开展合作，具体就是从香港的互联网国际接口，拉一条线到广东省这边，深圳提出，转过来以后能不能在福田下一个支口到深圳，香港说可以，广东省说不行，要先到广州再转过来。
结果到了广州之后，8年之后到现在都没有转到深圳来。

　　2006年3月，广东省“两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广东省“十一五规划”，斥巨资兴建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省份的交通网；同时，在已经发展的轻工制造业、IT产业，正在发展的汽车、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广东提出了加速发展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目标。
事实上，随着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飞快进行，广东已越来越不需要香港，其推动粤港合作的内在动力不足。
可以说，广东并不像深圳那样需要香港。

　　香港人这才明白过来，某种程度上，广东可以抛开香港自己建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网络。
2006年4月，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发出了“边缘化”的警告。

　　其实陷入边缘化危机的不止是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器材工业产品设计老年人食品研发香港，还有深圳。
相邻的两个城市有可能成为“难兄难弟”，难兄难弟需要团结起来。
但是直到曾荫权在竞选政纲中的提法，才将之上升到战略层面。

　　
　　深圳握着解决香港困境的钥匙吗？
　　
　　“共建国际大都会”意味着双方有可能从过去的深圳单相思，走向热恋阶段。
热恋的过程，其实也将是双方形成共识的过程。
在此之前的近30年时间的合作，深圳固然受益匪浅，香港亦从中受益。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完成北迁之后，经济实已陷入困境，深圳所提出的各种深港合作计划，不单没有让香港人看到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希望，反而让香港人觉得，深圳仍寄希望于从香港吸取血液，这使得香港亦视深圳为一个潜在的或直接的竞争者。
其实深圳人需要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向香港人表明，深圳握有解决香港困境的钥匙。

　　香港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北迁之后，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第三产业占GDP90%~95%之间，制造业减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而作为服务中心，香港与它的经济腹地之间的联系出了问题。
香港的两个主要经济腹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在东南亚，新加坡成为了香港主要的竞争者；在中国大陆，中央政府在90年代末向全球表明了支持上海的政治意志，在华南地区和珠三角，广州和深圳亦渐渐成长为有力的竞争对手。

　　
　　而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已越来越有走向福利社会的苗头，开支只会刚性地增加。
由于存在大量的低就业能力人口（其中主要是制造业北迁之后遗留下来的工人），即便是服务业仍蓬勃发展，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亦有限，这导致香港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最大关键是，上述方面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香港经济腹地被分隔-城市竞争力削弱-减少外资或中国企业利用香港投资和贸易平台的可能性-香港投资机会减少，GNP财富无法回流-香港服务业更加衰退-香港财源枯萎，结构性失业增多-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乱象频生-香港愈加政治化，民主派甚至整个香港政界更加民粹化-更快地走向福利社会，财政收支的冲突加剧-只能增税，这些都在削弱香港商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其实便是香港过往10年来困境的真实写照。
深圳如何帮到香港？
　　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让香港重建与其经济腹地之间的所有商业、金融、信息联系。
2003年签订的CEPA其实便可起到这个作用，其初步实施亦确实缓解了香港的困境，这几年香港经济的强劲复苏，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这个重建联系的过程仍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香港-深圳”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本地市场，由于各种要素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内部就会刺激投资、消费和贸易的成长，就会产生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
“香港+深圳”的概念本身成为经济热点效应，可以增强本地的和对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香港+深圳”，可使香港和深圳各自的竞争优势得以强化，而各自的短板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
一个实力强大、产业结构均衡的经济体，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辐射力都会增强。
对中国大陆的辐射本身，会带动整个华南地区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其对东南亚辐射力的增强，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它在与新加坡的竞争中居于优势。

　　“香港+深圳”（也许应该是大“香港+深圳”地区广东深圳专业医用电子产品外壳工业产品设计九安医疗传统医疗互联网变现）最大的价值是在区域竞合的战略层面的。
它可一举同时消除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在大珠三角地区的“边缘化”危机，一举确立其在整个大中国经济体中的两个“经济首都”之一的地位；相比较于另一个经济首都上海，无论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法治、企业家精神，还是金融、物流、贸易平台、中介服务业水准等等，“香港+深圳”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在达成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踏实、有效地推进城市一体化。

　　
　　深港创新圈：一个最佳切入点
　　
　　严格意义上说，深港创新圈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只是在过去10年来深圳所提各种深港科技合作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新一届中央政府偏好的全新包装而已。

　　早在1998年，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常务副市长李德成等人，均多次向香港政府推销“深港高科技产业走廊”的概念。
同年，当董建华委托田长霖教授主持创新科技委员会进行研究，香港人勉强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议，包括政府注资50亿元，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成立应用技术研究院，加强与中国内地的科技合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开设创业板，建设数码港等。

　　然而不幸的是，七八年过去之后，香港人粗略地评估之后，得出此一方向上收获甚微，可以说基本失败：数码港被人们讥讽为一个完全的地产项目――事实上当它选扯在港岛的南侧而不是在接近深圳的地区，就有论者因此断言它不可能成功――香港岛只有投机的气氛，创业板死气沉沉，其好的企业急于转移到主板，而差的企业则沉重打击了创业板的信誉，应用技术研究院陷入管理不善的批评当中，科技园有一些进展，但离香港人预期的还很远。

　　“深港创新圈”似乎是深圳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案，即站立在帮助香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上，又使两地均能受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格外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
因此，对于深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说，深港创新圈既是一个最理想的切入点，也是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2005年底，即将在2006年1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深圳市政府，拟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一个汇报稿中，第一次使用了“深港创新圈”这个词，此后在2006年初深圳市政府“一号文件”中，正式把建设“深港创新圈”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2006年2月17日，当香港科技大学庆祝15周年校庆时，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借机向港人全面阐述了他对深港创新圈的构想：以科技合作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基础、市场为准则，以（深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械开发工业产品设计基于行为心理的现代医疗建筑景观空间设计探析圳河）河套地区为纽带，以香北教育研发集群及深南产业集群为主轴，以珠三角为纵深，全面推进和加强深港科技、经济、教育、商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加快建设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对区域发展有突出贡献、创新资源最为集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半小时深港创新圈”。

　　
　　“它既可能是在华南区域内成功破解中国产业自主创新难题的解决方案，亦可能是香港和深圳避免在整个区域内被边缘化的灵丹妙药。
”因此，当深圳向北京和香港推销这个颇具新意的计划时，反应都相当热烈。

　　2006年3月6日，在北京的全国“两会”上，3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原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现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共同提出提案向中央政府建议深港两地共同建立“深港创新圈”。

　　与以往香港对深圳的频繁“求爱”态度暧昧迥然不同的是，香港各有关机构对这次“求爱”作出了热烈的反应：9月21日，香港工商科技局常务秘书长何宣威公开向媒体宣布，香港和深圳将签订“深港创新圈”计划的协议。

　　为何香港政府此次反应迅速而热烈？笔者以此问题咨询香港科技园副总裁张树荣先生，他的回答是：香港政府现在看到了，我们和深圳，两地不可以独立生存，必须结成联盟。

　　张树荣这样理解：“香港有数家亚洲一流的大学，有把高科技研发变成商品的优势，又可以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深圳有很好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又可以招募大陆的优秀人才，两地互相利用两地的好处，变成了一个联盟，可以是研发在香港，制造在深圳。
”
　　“香港+深圳，这样可以给外国的科技公司，给中国的创业公司，一个很好的选择，让他们有信心：上海能满足他们的，香港+深圳同样可以满足他们，上海不能满足他们的，香港+深圳仍可以满足他们。
”张树荣直言：香港和深圳，不要看作两个点，可以看作是一个点，就可以是一个龙头，再加上珠三角、广佛都市圈，由南向西，带动泛珠三角经济起飞，这是香港可以为国家做的事情。

　　2006年7月，深港产学研基地设立“深港发展研究院”。
香港9所大学中，已有5所主要的大学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并在深圳建立了10多个专业技术研发中心。

　　2006年3月21日，香港科技园、深圳高新区、西安高新区签署协议决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据张树荣介绍，在香港科技园为内地提供服务的58个项目中，有42个是深圳企业的项目。

　　2006年6月，深圳市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全面合作备忘录，香港中大并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合作，在深圳建立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

　　“谈了这么久，该成家了，该准备嫁妆了，”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戏言，“现在深港创新圈还在恋爱期，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产品器材外观工业产品设计山河智能：研发之能还没到结婚期。
”
　　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深港创新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行动纲领还是一个实体？从笔者了解到的香港政府方面的态度来看，香港方面或许是把它看作一个行动纲领，虽然在深圳政府的建议下，双方的合作计划或许会把“在深港边境地区建立一个科技创新基地”写进备忘录，甚至，也不排除深港双方真的会共同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

　　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中心主任邱萱认为，“深港创新圈，可以把它看作在CEPA和泛珠的框架下的一个行动方案。
”而深圳市科技局一名官员认为，既应该是一个实体，亦应该是一个行动纲领，更应该是一个概念。

　　按照内地的运作习惯，深圳市政府首先追求深港创新圈纳入国家战略。
不过去年底科技部一名司局级官员回应对深港创新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持何态度时，明确地说，深圳确曾向科技部提出过这一申请，但后来深府方面撤回申请，改为申请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城市”。

　　如果仅申请“深港创新圈”，那显然得由香港和深圳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计划。
没有香港作为理由，中央政府在现时的政治生态下，不大可能再给深圳任何让中西部地区反感的偏爱政策。

　　也许是香港方面并不热衷于将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的“深港创新圈”急于提升到国家层面？无论是港府官员，还是一些操作层面的人，他们都倾向于香港和深圳先做再说。
不过无论如何，在香港公布的“十一五行动纲领”里，已明确将“深港创新圈”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