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张思平准时出现在福田保税区一栋名为“国际互联网金融创业中心”的办公楼内，他的新工作包括接待来访，向他们汇报自己创立的新机构的情况，领着他们参观，并争取一些具体的支持。

　　半年前，这种关系还是颠倒的，正厅级干部张思平曾是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分管改革。
那时，他在著名雕塑“垦荒牛”身后的深圳市委大院上班，下面的官员得向他请教，请他签字批示。

　　这一转变的关键所在，是他主导创办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他为其奔走筹资，并担任不领取薪水的理事长一职，成为这个有基金会支持并独立运行的社会智库核心话事人（编者注：即“可以做决定的人”）。
“深圳”“创新”“老干部退休新常态”，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试图带着这些关键词和以往的经验、资源以及教训一起，为这座走在中国改革前沿的城市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经验
　　2014年11月7日到8日，肖扬、张梅颖、胡德平、戈登・布朗、托马斯・萨金特、李灏、厉有为、江平、周瑞金、俞可平、陈志武、吴思、秦晓等人齐聚深圳大梅沙，将这些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部级以上干部、外国元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学者、企业家聚到论坛这一场合，讨论“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并见证“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挂牌，是张思平的本意。
而把“大梅沙论坛”的牌子打响，期许有朝一日做到“达沃斯”“博鳌”的程度，则既是他的一个愿景，也是双重响应。
既响应十八大后习近平对新型智库的呼唤，又响应了中组部对退休干部任职的限制：三年内不得在辖区内企业任职，不可取一分报酬。
“为了防止老年痴呆，同时也为社会做点事”，这是自诩一生与“研究”“改革”羁绊的张思平的玩笑话。
独木难支，他想到了几个多年扎根深圳，背景类似、年龄相仿的老伙伴。

　　时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的唐惠建是其中的一位，他的把关首先让“大梅沙论坛”变得更为顺畅。
这种规模的会议活动广东深圳专业介入C型臂产品设计公司医疗幽默１０则除了外包也需要核心团队的支持，最早的一批员工有应届的，有海归，有90后，很拼的同时，也有可以想见的小乌龙：展板字体大小、灯光、音响、嘉宾名单及位次，甚至主持人宣布要揭牌了，牌子本身还没推到舞台中央。

　　唐已是身经百战了，他从后台赶了过去，提醒工作人员，赶紧啊。

　　综开院又称“中国脑库”，由党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深圳市前市委书记李灏、中石化前党委书记陈锦华等人创建于1990年代初，脱胎于顶级官方智库之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初期理事会名单堪称豪华：朱�F基、李岚清、黄菊等人在列，曾被媒体称之为“大有来头的研究机构”。
综开院是连接张、唐二人的其中一个点，也代表着上一个版本智库的完整标本：脱胎于体制，艰难成长于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转型。
从综开院为起点，张思平、唐惠建完整经历了青年学人、研究者、官场或管理层的路径。

　　张思平在“文革”后就读于中国社科院，是工业经济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27岁时返回湖北省社科院，32岁即升为副院长，其时已有《流域经济学》《长江经济研究》等著作于身；唐惠建毕业于武汉大学，来自《湖北日报》理论部，二人相识于理论气氛热烈的1980年代。
1988年，由海南省第一任省长梁湘提议，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张唐二人前后到达海南。
1990年，转战深圳，“综开院”筹备期间，二人也有共事。
张思平接下来任职市府、省府、市委，唐惠建则留了下来。

　　早年的楔子已属命运的安排，张思平后来的官场生涯也多次与破立之间的改革有关：时任广东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时进行电力改革，推动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并代表广东省参与南方电网的设立与利益格局分配工作。

　　任深圳市副市长时进行国企、事业单位改制，推行产权结构、行政级别取消、以事定费等诸多试点。
主管交通时，四年内建成五条地铁线，完成深圳机场3号航站楼建设等重大工程。

　　这其中的每一项都牵扯利益分配、机制动员，他以“敢”字闻名于深圳官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方面是我没有什么包袱，从省里回来，没有升官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材工业产品设计产品设计要“抓大放小”的欲望和可能，想做点事情。
第二是学者型，对官场的潜规则看不惯，更多接触民主法治，现代治理的理念；第三方面，我搞研究有点理论基础，平常看点东西，所以做起事情思考问题有点新东西。
”
　　这位“没有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设备外观工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人员如何培养包袱”、“又有决心”的官员退休前就已经做好了做智库、提建议、发挥余热的打算，接下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他懂得依附于体制的优势，也明白所要受到的限制，这不是他要的选项。
他的目标是在没有政府、国企、外资赞助的情况下，利用社会资金，进行募捐，成立非营利性的创新发展基金会，合法地在民政局注册，合法地、可持续地运转。

　　最现实的问题是――筹钱，这体现着一个基金或智库核心人物的能力与魅力，张思平不乏这些要素。
在“大梅沙论坛”结束之后的第13天，他在向广东省委组织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递交程序性的退休请求信之后，在全市统战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退休演讲。
这不仅是客套话，他还颇显用力地提到：“个别心怀不良的人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材产品工业产品设计支付宝拯救医疗？，背后给你打各种各样的小报告，甚至无中生有的诬陷告状、打击报复。
因此，从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
我向汪洋同志讲了两次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他都不相信。
1990年代我向厉有为同志讲，他也不相信。
”
　　“王荣书记前不久在吃饭时跟我讲：‘你平安了’，我说：‘谢谢您，我本来就应该平安’。
”
　　“无官一身轻，进入新的生活。
”张思平在结尾对干部们做了预告：智库生活，他已经来了。

　　起步
　　2013年7月，创新发展研究院在深圳正式成立，由民政局登记管理。
当时尚在任期的张思平不适合担任法人代表，于是由海南时期的伙伴、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担任院长，现任副院长唐惠建担任法人代表，张退休后，以理事长的身份加入。
　　对于张思平和他的高干朋友们，退休后往往不会寂寞，可以去做研究、参事，到学院里兼职任教，到协会里做挂职领导。
在深圳，情况更为开明，大部分人不参加人大、政协，而是根据兴趣做自己的事情。

　　但去向企业家们募捐，显然不是传统选项。
“我们过去做市领导的求过谁呢？”张思平称这也是“新常态”。
其实他的成绩不错，募捐成功率达到60%，总额已经超过了一亿元，甚至超过了“综开院”几年前3000万左右的基金池子。

　　他需要向企业家们解释智库慈善学的理论：过去，修路建学校、安灾济贫是慈善，深圳在这方面也是大户，现在，向非盈利的科研政策研究机构转变，也是成熟富裕地区应有的模样。
企业，尤其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大都是改革红利的受益者，他们对“创新”也有天然的好感。
这种土壤，这样的慷慨程度，在国内一直独一无二。

　　“目前的官场文化，化缘募捐好像不是那种特别理直气壮、特别体面、有优越感的事情，国外不是这样。
国外办一个大学，理直气壮地举办一个午餐会、晚餐会让大家捐赠”，张思平面对国情，他提出了自己的考虑，“这非常复杂，我跟人家提出要求的时候反复思考，包括他的经济实力，他对社会捐赠的情况，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仪器器械外观工业产品设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将统一认定资质和我的交情关系”。

　　如果被拒绝了呢？“捐赠与否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并不存在我捐赠了，我对你有什么支持，没有就不给你支持。
即使没有参与的还是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关系。
他们一开始不太好意思，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捐赠是自愿的，我不能强求任何人”。
张思平说。

　　按照民政局的规定，善款不能做任何风险性的投资。
风险不仅存于钱本身，产出仍是外界关注的问题。
一亿多元如果摊算为成本，要做出名气，做出产品，并不是简单的事。
打响头炮，举办“大梅沙论坛”就花了几百万元。

　　平衡的智慧
　　在国内一众智库中，完全民资、建立平台、不设庞大的研究机构是他们的初衷。
“创新院”想做“百年老店”，就至少需要两种平衡：政治上的智慧和渠道上的畅通。

　　这一点，此时此刻还完全无法脱离老干部们的广东深圳专业医用仪器器材工业产品设计不同方法清洗污染再生医疗器械效果观察加持与呵护。
亮相半年余，这些老干部们也已经感受到不同于领导岗位的新鲜与刺激：如何出众，如何立足深圳。

　　“建设性、正能量”，对于老干部来说，他们自信这点平衡仍可把握。
张思平单就智库的名字就举了一例：
　　“研究院叫改革创新研究院似乎比较更好一些，但我们舍弃了‘改革’，叫‘创新发展研究院’，大梅沙论坛叫‘中国创新论坛’。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改革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比较敏感，容易引起争议。
大家对改革的不同理解，改革的理论思潮，现在还没有达到共识，（标上）‘改革’一下子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
　　“如果叫创新，领导问创新和改革有什么关系，我说改革创新是一体的，语言表达是连在一起的，制度的创新，就是改革，改革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才能实现目标，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用的，所以我们叫创新发展研究院”。

　　不愧是理论出身的老干部，用另外一位老干部、被张思平找来负责学术建设的南岭的话来说，这叫“走大道，不需另起炉灶”。
南岭退休前官至副厅，曾任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体改办主任。

　　渠道层面，仍需要强烈建立在人际关系的连接上，这也不仅是中国特色，咨询集团、游说集团在西方也最看重退休官员、高管们的影响力。
这种能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政界、学界、商界能够撬动大腕。

　　老干部去请资历深厚的干部，这是中国学术探讨、智库圈里常见的现象，“创新院”在初创阶段也需要用此点题。

　　去年，“国家治理现代化”被定为主题，张思平亲赴北京邀请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出席“大梅沙论坛”。
当时肖扬离开岗位很久没有露面，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广东深圳专业鱼跃血压计产品设计公司探究冶金设备设计中的带式运输机设计在大梅沙露面，他准备得非常认真，准备讲稿一个多月，演讲也收到了很好的反响。
张思平评价说，“他既有权威，又思想解放。
”
　　论坛需要不同的声音，每个演讲前都会讨论若干次，谁先讲谁后讲，怎么比例协调都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
“创新院”元老们对怎么搭建出一个平台、一个圈子，颇有见地。

　　更难的是接地气和实际影响力，深圳这座前沿城市，应该是“创研院”的奇点所在。
2014年来，“深圳等于中国的硅谷”，这样的说法得到媒体广泛的报道，硬件、互联网、金融三股强风却也掩盖了当局者才深知的痼疾。

　　老干部知晓改革最难在于部门利益之争，他们已经不在位上，要搭得出台子给敢说的人。
今年5月，他们又决定拿出300万元设立“金鹏改革创新奖”，试图展开因“部门偏心之争”导致迟迟无法落实的深圳创新评比。

　　创新也体现在智库本身。
“创新院”内容的“外包”，智库基金甚至装修、办公设备的“众筹”，对于这个只能走“小而美”路线的团队来讲，是又一种不得已却也可能蕴含新模式的路子，就像老干部张思平对深圳多年来的总结一样：
　　“我们在智库形态的前沿，也想探索出新的方法吧，好比在深圳，总体方向还是往复杂经济、对外开放、国际惯例、民主法治这些方面发展，这个方向不变，谁能抛弃深圳呢。
现在深圳都挺好，有条件搞特步走大步，大步走不了走中步，中步走不了走小步，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