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广东深圳专业医疗仪器工业产品设计浅谈依法选购家用医疗器械等。
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

　　过度医疗现状如何？过度医疗症结何在？如何治理过度医疗？
　　《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推出“解剖过度医疗”特别报道，追问事实真相，寻求解决之策，敬请读者关注。

　　
　　“天价药费”哪里来
　　――解剖过度医疗之一
　　“生不起，剖腹一刀5 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
”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 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其中，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

　　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
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
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广东深圳专业医用器械仪器工业产品设计医疗器械中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药。
”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许京详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士，家住北京朝阳区小关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
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
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
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
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
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
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
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
“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
”许京详说。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
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但根本无人理睬。

　　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
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
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
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
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
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
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
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重点对象。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
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材外壳工业产品设计计算机在医疗仪器维修管理中的应用探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
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
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
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
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
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
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
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
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
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
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院长把过度医疗归因于财政投入不足。
的确，在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拨款只占10%左右。
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械产品工业产品设计空调结构设计对提高产品性能的影响院的重要方式。
因此，财政补偿不足绝不应成为医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
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
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
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
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
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
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 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 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
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
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了处方权，就可以拿到回扣。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广东深圳专业医疗器械设备工业产品设计科技与仁心医疗产品设计专题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但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有多少医生看病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

　　
　　扭曲机制催生过度医疗
　　――解剖过度医疗之二
　　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
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
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
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
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
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
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
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
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
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
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
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
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 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
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
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
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
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
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
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
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
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
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
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
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
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
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
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
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
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
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
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
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
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
“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
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
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线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
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
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
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 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花费则上升至8 000元~10 000元。
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 050元。
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广东深圳专业医用设备器械外观工业产品设计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产品设计的思考高。
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些医生认为，有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
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
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
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
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
”
　　
　　用制度管住医生的手
　　――解剖过度医疗之三
　　假如一位消费者来到餐馆，本来想吃一碗牛肉面，但服务员非要推荐鲍鱼海参，这就是“霸王餐馆”。
假如一位患者来到医院，本来用便宜的国产药就能治好病，但医生非要用贵重的进口药，这就是过度医疗。

　　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过度医疗是医生获利的主要手段。
尽管医患双方有着治愈疾病的共同愿望，但在经济上，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生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费用。

　　专家认为，医生既是过度医疗的“操盘手”，也是削减过度医疗的主力军。
要想管住医生趋利的手，必须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医疗制度，让医生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患者利益的最大化。

　　临床路径的最大优点，是该做的诊疗必须做，不该做的诊疗不能做，从而实现“同病同治”
　　在国际上，临床路径是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手段。
所谓临床路径，就是医生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标准流程图”。
临床路径的最大优点，是该做的诊疗必须做，不该做的诊疗不能做，从而实现“同病同治”。
临床路径不仅可以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而且可以为医保部门科学核算医疗成本、合理制定收费标准提供基础。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指出，虽然任何疾病都有个体差异，但也存在规律性的共识，临床路径就是在个性中提炼出的共识。
在美国，不同医院的医生，治疗同一种疾病，方法基本一致。
而在我国，即便是一个科室的医生，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对于实行临床路径的病种，患者从一住院就知道做哪些检查、用哪些药品、住多长时间、花多少费用，从而降低了医生诱导需求的可能。
任何偏离临床路径的行为，都会受到管理者和患者的双重监督。
不过，临床路径也允许有“变异”。
如果出现“变异”，医生必须填写原因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治疗。

　　近年来，卫生部组织全国各学科临床医学专家，制定了12个专业110个病种的临床路径。
实践证明，临床路径管理纠正了医生的随意性治疗和不规范检查行为，控制了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增长，有利于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和减少抗菌素滥用。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指出，到2011年底，卫生部制定的临床路径病种将达到300个。
全国50%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0%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广东深圳专业医疗设备产品工业产品设计几种消毒液对医疗器械消毒效果比较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
今年，卫生部还将针对重点病种，选择神经介入、心血管介入、关节植入手术和肿瘤性疾病，制定基本临床路径，并提出最高限价标准，重点在三级医院使用。
同时，制定一批县医院常见病种临床路径。

　　医保部门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比个体患者具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
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是削减过度医疗的一把利剑
　　我国公立医院一直沿用“按服务项目付费”，这是世界上最落后的付费方式，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淘汰。

　　所谓“按服务项目付费”，就是医保机构按照医生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来付费。
医生做的检查越多、开的药越多，获得的补偿就越多，这就如同出差中的实报实销制度。
如果省钱对自己没有好处，出差者就会住高级宾馆、吃鲍鱼海参，而不愿意选择住旅馆、吃快餐。

　　但是，如果把“按服务项目付费”变成总额付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就如同把出差中的实报实销变成总额包干。
如果省钱对自己有好处，出差者就会尽量节约费用，能住三星不住五星，能吃简餐不吃豪餐。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患者很难判断治疗是否过度。
而医保部门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比个体患者具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
近年来，大量医保经费通过医疗服务流向医院，这种补偿方式将成为政府投入的主要渠道。
因此，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是削减过度医疗的一把利剑，也是医改的大趋势。
今后，我国将逐步淘汰“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转为实行总额付费、按病种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等支付方式。

　　事实证明，医保支付方式是医疗行为的“指挥棒”。
例如，云南禄丰县是一个贫困县，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政府推行了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从2006年起，禄丰县实施门诊总额预付费制。
县新农合部门把全年的医保补偿资金根据服务人口分配给各乡镇，按月考核兑付，乡镇卫生院超支自付、结余归己，医生的“大处方”明显减少。

　　从2007年起，禄丰县实施住院病人按床日付费制度，新农合部门按人均日住院费用付费，病人花钱越少、康复越快、住院越短，医院盈利越多。
新农合部门取消了用药目录，鼓励医生因病施治。
为了保证特殊患者的利益，新农合部门实行“特治特补”原则，凡是需要使用特殊方法治疗的，另外核定费用。
对于不按治疗原则、延长住院天数、放宽住院标准或者推诿病人、治疗不彻底的行为，新农合部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从而有效控制了过度治疗和治疗不足问题。

　　医保制度不能成为进口药的“保护伞”，而应利用经济杠杆，鼓励医生和患者首选质优价廉的国产药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我国的医保政策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过度医疗。
例如，同样的药品，进口药和国产药疗效没有差异，价格却相差几十倍到几百倍，但医保报销比例都一样。
在“以药养医”的畸形体制下，医生自然首选昂贵的进口药，国产药“降价死”无法避免。

　　根据卫生部的《处方管理规定》，在医院里，同一种药品，原则上只用两个厂家的产品，俗称“一品两规”。
其本意是避免药品商打“回扣战”。
但在执行中，医院都是选择一个进口药、一个国产药。
一般来说，国产药定价低，进口药定价高。
从医院来说，既然药品加成率相同，使用价格高的进口药肯定收入高。
于是，这一规定逐渐偏离了本意，变成了对进口药的特殊保护政策。

　　 据悉，在多数三级医院，进口合资药占药品总销售额的90%左右。
例如，同是化疗药物紫杉醇，国产药的价格是每支370元左右，而进口药却达每支1300元左右；国产头孢曲松钠最高限价为每支1.9元，而进口头孢曲松钠“罗氏芬”却达每支65元。
其实，很多进口药和国产药的成分完全一样，疗效也无差异，但都在医保目录中。
在利益的驱动下，医生自然首选贵药，造成了医保资金的严重浪费。

　　 专家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医保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
对于同类药品，只要有国产药，就不应为高价进口药“埋单”。
因此，医保制度不能成为进口药的“保护伞”，而应利用经济杠杆，鼓励医生和患者首选质优价廉的国产药。
例如，对于同类药品，使用国产药，医保提高报销比例甚至全部报销；使用进口药，医保只报销国产药同等价格部分，超额部分由患者自付。
如果采取此项措施，就可以管住医生“趋利的手”，减少医保资金的浪费。

　　“节约型增收机制”的核心是多节约、多收益，医生只有通过提高医术、降低成本，才能获利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贾海忠认为，近年来，“简、便、验、廉”的医疗手段逐步被医生放弃，导致国家和患者医疗费用支出过快增长。
例如，中医用几十元钱治好了西医几千元钱治不好的病，但中医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西医，高明的医生得不到应有回报。
这说明，现行的医疗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即浪费越大回报越高，浪费越少回报越低。

　　贾海忠曾历时数年开发出“慈方数字名医服务系统”中医版和西医版。
其中，中医版采集了历代2 000多位名医专著中的有效信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建成了庞大的数据库系统，实现了古今名医同时会诊。
只要临床医生将病人的疾病信息准确输入，就可以得到一个价格低廉、疗效确切的处方，疑难病患者首诊有效率可达80%以上。
因为系统每反馈一个处方，大约要计算1亿~ 3亿个步骤，这是任何人脑都无法超越的。
然而，这一系统在推广中遇到很大阻力。
一位公立医院院长道破天机：“它可以让患者少花钱，却没法让医院多赚钱。
”
　　贾海忠认为，政府希望通过取消以药补医来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但各级医院为了生存，纷纷采取对策，开展医疗“军备竞赛”，通过增加检查来提高收入，从而使整体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主动牺牲自身利益。

　　贾海忠说，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是“浪费型增收机制”，即多浪费、多收益。
而“节约型增收机制”的核心是多节约、多收益，医生只有通过提高医术、降低成本，才能获利。
因此，建立“节约型增收机制”，是遏制过度医疗的治本之策。

　　 “节约型增收机制”的具体思路是：医保部门根据上年度门诊次均费用、住院次均费用、重症病人平均治疗费用等指标，实行封顶付费。
例如，三级医院门诊次均费用是200元，医保机构可按此标准包干付费。
即医生每看一个门诊病人，医保只支付200元，医院超额自付、结余自留。
这样，医生就会主动选择“简、便、验、廉”的治疗方法，以便提高疗效、节约费用，从而吸引更多患者前来就诊。
同时，患者也有了更多主动权。
假如一名医生技术不高，或者治疗不到位，患者就会根据口碑和体验，逐步将其淘汰。
在这样的机制下，患者、医生、医保的利益完全一致，医生自然就成了控制费用的主力军。

　　“节约型增收机制”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医生的收入直接与工作量挂钩，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既避免了“高职称低能力”者少劳多得的问题，也避免了“低职称高能力”者多劳少得的问题。
二是“简、便、验、廉”的医疗技术成为首选，医院不需要靠增加医疗成本来获利，从而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三是医药购销不正之风得到遏制。
由于任何增加医疗成本的商业贿赂行为都会降低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因此医院将按照“优质优价”购进药品和耗材，药品“降价死”现象也不会出现，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将毫无障碍。